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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与群众路线

遵义会议与群众路线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8-01-18
  
遵义会议与群众路线
陈 松
 
        红军长征,空前绝后,光照千秋。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而长征中这些工作的对象,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长征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群众路线尚未做出定型的表述,但是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创造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最为典型的经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遵义会议起开始在全党认真贯彻了群众路线,才能领导红军排除万难,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本文试从遵义会议与群众路线这个角度,作一些粗浅的探索和思考。

        一、“左”倾教条主义者严重偏离群众路线,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挫折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早在创建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始终坚持以鲜明的群众观点和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良好作风从事革命活动。可以这样说,群众路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贯彻执行力度的不同,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有快有慢,也曾遭受过严重的挫折。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严重偏离群众路线,脱离实际情况,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顾中国国情,把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当作不可侵犯的神物而百分之百的照抄照办。“左”倾教条主义者秦邦宪(博古)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军事一窍不通,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李德。“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⑴ 李德诬蔑毛泽东过去应对强敌“围剿”的“游击战”和“诱敌深入”方针为“游击主义”和“逃跑主义”,予以根本否定。同时,就是身为军委重要成员的朱德、周恩来,实际上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宗派主义等思想严重干扰党内的民主与集中。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数次提出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正确主张,却一再遭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拒绝。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完全照搬欧洲和苏联军事学院的教条,采取“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正规战”,用“短促突击”的战术来辅助阵地防御战,制定并实施了“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单纯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
        而在决定长征这样重大的事项时,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再次严重脱离群众,实行“三人团”决定一切。在长征的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实行“大搬家”的笨拙方式指挥红军长征,使红军长征初期连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当红军长征渡过湘江时,兵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遭受了建军以来最重大的挫折和失败。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二、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群策群力,形成合力,争取张闻天、王稼祥与周恩来等的支持
        “伟大的事业总是在默不作声中筹划的。”当此危急关头,一直被排斥的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挺身而出,为挽救危局而运筹帷幄。长征开始后,毛泽东怀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无限忧虑,首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王稼祥进行了深刻交谈。王稼祥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有较早的怀疑和看法。毛泽东通过列举过去成功的经验,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进一步促使了王稼祥思想上的觉悟和认识上的飞跃。王稼祥回顾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⑵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毅然同“左”倾错误决裂,“干脆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⑶
        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中央政治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既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对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较早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抵制。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同张闻天谈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问题,对他进行启发和教育。“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使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⑷
        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在长征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逐步理解。尤其是湘江战役的失利,使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已被边缘化的地方派代表人物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决断力以及游击战的军事才能正是目前党和红军所急需的。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湖南通道会议,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开始转向毛泽东一边,与博古李德关系渐渐疏远。据李德回忆,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提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⑸稍后的贵州黎平会议上,同是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更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毛泽东有力的“群众工作”,使支持他正确主张的人数在中央政治局内逐渐增多,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坚持“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前,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觉悟,毛泽东除了赢得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外,还通过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联系沟通了朱德、陈云、聂荣臻等一些领导人,逐步取得共识。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王稼祥向他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时,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⑹
        同时,毛泽东还坚持“到群众中去”,在红军指战员中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征求大家的意见,掌握部队思想情况。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从所接触的红军干部战士那里,了解到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连队战士对李德瞎指挥的批评。李德曾不满而无奈地说毛泽东:“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⑺ 但相对于李德的压制群众的专制作风而言,这恰恰是宣传启发大家觉悟的一种群众酝酿的好形式,提高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思想觉悟,形成了开好遵义会议的思想基础。遵义会议前夕,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赶到遵义参加会议,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向他了解部队干部战士实际的思想状况,李卓然告诉毛泽东: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都非常不满。毛泽东对他说,这个情况明天你在会上要讲一讲。通过了解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使毛泽东认识到,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带领党和红军从危机四伏的劣境中走出来,是广大基层指战员的心声,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准备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充分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毛泽东明确建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会人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等方面的负责人。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王力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召开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类似的回顾:“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⑻

        四、遵义会议参加者具有广泛的群众代表性
        经过了此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酝酿,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的参加者不仅限于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直接负责军事指挥的各军团负责人,更有利于听取正确的意见,作出切合实际的决议。
        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有:
        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负责人有: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各军团负责人有: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李德翻译)
        二十位参会者中,有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中央书记处书记(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周恩来、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其中,毛泽东身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身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身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身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凯丰身兼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参加者在党、政、军、工、青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群众代表性,有利于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意见。

        五、遵义会议坚持“从群众中来”,依靠民主团结,吸纳各方意见,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1、会上的发言和讨论,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意见。
遵义会议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意见,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

        会上的发言,主要有博古的正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还有何克全(凯丰)的发言等,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参会人员的各个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各种观点产生了激烈碰撞。
        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中重大损失的责任推给客观条件,几乎没有认识到自身主观错误;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的反报告,是根据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达成共识写成的,系统地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引起很大反响。
        毛泽东在听完了三个报告后,首先发言。他在张闻天“反报告”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条分缕析地揭露、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理有据,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酣畅淋漓,入木三分。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赞成。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充满尖锐矛盾和冲突,争辩激烈。但背后都是为了一个包括李德、博古也在追求的人心所向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出发以来,红军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境况。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人员充分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者严重脱离群众的危害性,认识到错误指挥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由熟悉中国革命战争情况和规律的同志,来带领党和红军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紧接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并且建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⑼
        在王稼祥之后,朱德、周恩来发了言。“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⑽
在会上发言的其他同志有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均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此外,还有一些同志在讨论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值得称道的是,遵义会议的气氛是十分民主的,不同的意见也能畅所欲言。博古在主报告中,不承认犯了军事路线错误,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重大损失,不愿承担责任。李德拒绝与会者对其的批评,不承认自己在军事、组织上犯了大错误,而竭力把责任推向客观和中共临时中央。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站在博古、李德一边,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意见,并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但会议并未压制他们,允其正常地作报告、发言,可对会议的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
        2、会议作出的决定,通过民主决策,集中群众智慧。
        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关于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问题。此前的黎平会议决议决定,红军要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进而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认为不妥,因这一带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党的工作缺乏基础,不适合创建根据地。他们建议红军应设法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与会同志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做出“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并在会议的第二天就向全军发出军事部署的命令。
        关于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经过民主表决,通过了四条决定:
        ①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②指定洛甫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③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这是遵义会议最大的民主体现。正是这一民主的结果,使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3、会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会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在会议过程中,李德、博古受到大家批评,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力。但据伍修权回忆:“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遵义会议——引者注)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⑾李德也在会上说:“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⑿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了民主集中制,服从真理,顾全大局,有着坚强的党性。
        同时,遵义会议后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就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博古从中央一把手的位置上被调整下来后,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凯丰继续主持团中央工作,后来还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事宜。李德随红军走完长征全程。在长征后期,中央发挥李德熟悉军事业务的特长,让其主持红军的整编工作。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

        六、遵义会议开始在全党确立起群众路线,使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在群众中广为传达,坚决贯彻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前的中央“三人团”严重脱离群众,长征前未在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宣传发动。经调整后的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按遵义会议关于把会议决议交党支部讨论的决定,在决议为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广为传达,让广大指战员尽量知晓,坚决贯彻。为便于传达,学习讨论,政治局常委会还审定下发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亦由张闻天拟就,仅2000余字,简明扼要。中共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还从百忙之中,抽暇亲自传达,1935年2月10日,军委纵队在扎西举行营、科长以上干部会,张闻天冒雨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拉开传达工作的序幕。2月18日,二渡赤水前夕,毛泽东乘晚间宿营,在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精神。红军渡过赤水后,毛泽东又利用晚间宿营,前往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在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为了搞好传达,结合亲身经历,写出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记有许多重要史实。中共中央还致电远离中央的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中央军区,传达会议精神。红军官兵听传达后,明白了博古、李德所犯的“左”倾军事错误及其危害,消除了心中郁积已久的不满情绪。他们得知中央今后改用毛泽东倡导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军事,信心大增。
        2、恢复中央领导人民主决策、集体议事的良好作风。
        遵义会议取消了中央“三人团”,狠批了博古、李德专横武断的作风,会后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仅据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的粗略统计,从遵义会议结束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的9个月内,有毛泽东参加的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会就有16次之多,其中中央政治局会议3次,政治局扩大会议6次。长征后期,情况更加复杂。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四川省松潘县沙窝举行会议,为加强常委会工作,发挥常委会作用,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遵义会议后,中央还注意听取一些军团负责人就军事问题提出的建议,采纳其合理部分。
        3、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克服军事指挥上的极端民主化。
        遵义会议后,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以前的博古一样,不熟悉军事。为避免重蹈博古个人专断的覆辙,遇有军事问题,都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集体商议,与会者有时达20人之多,意见难以统一时,即用投票决定。长征处于机动性极大的流动作战之中,敌情瞬息万变。上述议决方式,对军事斗争不利。为保证军事指挥的及时、果断、正确。以免贻误战机,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县苟坝举行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小组里,毛泽东起核心、主导作用。小组对中央政治局负责,按政治局的决策,全权处理各种军事指挥问题。这样,既坚持了实行群众路线的民主决策,又实现了民主决策之后行动落实的快速和集中,使红军得以排除万难,最终获得长征的胜利。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注释:
        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470页。
        ⑵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⑶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全国政协《革命史资料》第1期。
        ⑷刘英:《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⑸⑺⑿[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4页、第119页、第140页。
        ⑹《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版,第68页。
        ⑻《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596-597页。
        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二版,第83页。
        ⑽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⑾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8页。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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