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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期间平反起用的十位红军将领

遵义会议期间平反起用的十位红军将领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8-01-18
  
遵义会议期间平反起用的十位红军将领
张小灵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遵义会议还使陈赓、肖劲光等十位曾遭受错误处分的长征将领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先后陆续得以平反或起用,成为后来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

        陈赓:中央特科被捕受诬,陈云谈话恢复党籍
        陈赓,湖南省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时,在华阳附近战斗失利,叛军追了过来。到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怕被叛军俘虏,拔枪企图自杀。陈赓不顾个人安危,连背带拖,将蒋救了出来。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到贺龙部队任营长。1928年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并由上海解往南昌。正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亲自用高官厚禄进行劝降。陈赓大义凛然,严词拒绝。1933年5月,经党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陈赓这段临死不屈的经历,党内竟然有人怀疑为“叛变”。 虽然他后来回到红军队伍里,但党籍却没有恢复。
        据陈赓儿子陈知建回忆,当时王明他们说:陈赓这家伙被捕了,要么会死,要么会叛变,既然他出来了,那肯定是叛变。于是就派人来杀他。来杀陈赓的人原来是陈赓的部下,他找到陈赓,说我是来杀你的,你快跑吧。陈赓就跑到了苏区,经过审查,写材料向党组织上把狱中的表现讲清楚。1933年 8月,陈赓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由于他被捕4个月,组织上要对他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不能担任要职,被分配到“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当校长。
        1934年10月,陈赓随中央红军长征,被任命为红军干部团团长。干部团是储存干部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的连排干部;同时,它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那些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受处分的干部,也都当成包袱甩在这里。连团长陈赓本人,也还在接受审查。长征途中,干部团主要任务是做警卫工作,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必要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陈赓率领干部团担任警卫工作。周恩来说:“你应当像在上海保卫党中央那样保卫这个会议的召开”⑴。 陈赓认真完成了任务,建立了历史的功勋。在此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陈云代表组织找陈赓谈话,恢复了他的党籍。
        肖劲光:黎川失守被开除党籍军籍,遵义战役后起用红三军团参谋长
        肖劲光 ,湖南长沙人。1922年加入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十二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等职。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进犯黎川县县城的,是陈诚指挥的北路军周浑元部的3个师3万余人。苏区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就在黎川大敌压境的前一个星期,李德却将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全部调走,其主力19师被调往福建,独立师被调往峭石。黎川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只利下肖劲光的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黎川无法“死守”,肖劲光只好率部撤出黎川,退到60公里外的溪口。
        黎川失利,博古和李德十分恼怒,把肖劲光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关押了起来。博古和李德想在军队中反对所谓“机会主义”,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借”黎川事件”拿肖劲光开刀。因为肖劲光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后,在反“围剿”斗争中,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学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肖劲光在瑞金被关押后,“前总”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肖劲光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对肖劲光个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4年1月6日上午,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在瑞金对肖劲光实行“公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5年徒刑,无上诉权。可对此处理,还有人认为太轻了,甚至提出要杀掉肖劲光。
        “公审”肖劲光,毛泽东并不知道。“公审”大会之后,毛泽东闻讯,便委托贺子珍去看望肖劲光。对要杀掉肖劲光的意见,毛泽东更是坚决不同意,力保肖劲光。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拒绝签字。一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肖劲光非但没有被杀,还“获释”去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
        1934年10月初,红军大学接到通知,准备转移。红军大学改编成干部团上级干部队,肖劲光被任命为队长。不过,个别领导对他依然不放心。为防止他逃跑或干出什么坏事,竟布置了一些人暗中监视他。 1935年2月底,在第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中,肖劲光率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和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后卫部队不到200人,在娄山关顶住国民党军一个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后,在肖劲光赶到遵义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见了他。
        据肖劲光后来回忆:一见面,他(周恩来)就关切地问:“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我回答说,都住下了,没有伤亡。他听了很高兴,赞扬我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他对我讲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他还告诉我: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要考虑重新安排你的工作。⑵
        听到周恩来的谈话,肖劲光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数十年后,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⑶
        四渡赤水后,肖劲光被调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替叶剑英担任军团参谋长。历史对“黎川事件”,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罗明:因“罗明路线”受打击,遵义会议后被起用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罗明,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28年2 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前去迎接。在听取汇报中,博古了解到罗明拥护和贯彻的是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遂心怀不满。不久,即以罗明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为由,发起了反“罗明路线”运动。并使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使许多同志被冤枉、诬害、牺牲,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
        1933年2月,罗明被免去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的教材,并讲授了部分课程。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提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参加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指示要起用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打击的干部。很快,“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罗明被起用了,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在指挥部队隐蔽时,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轻伤,罗被炸成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流血过多,当时就昏了过去,被送到了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因伤势太重,被留在了贵州,未能走完长征。
        陆定一:被“左”倾集团“削职为民”,遵义会议后起用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时,同王明等“左”倾集团产生了分歧。1930年陆定一回国,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上台,利用手中权力,打击迫害陆定一,先以“调合主义”罪名,撤销其工作;继而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再给降职处分;到1933年则诬为“逃跑回家”,将陆定一开除团籍。分配工作时,临时中央代总书记博古对他说:“你就在我楼下办公,当个‘刻字匠’吧!”⑷具体工作是刻腊版,给报刊写写一般性的文章。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没有任何职务的陆定一扛着一根梭镖匆匆上路。途中,陆定一干重活,抬担架,挑东西。后来,队伍需要宣传鼓动工作,他就写标语,贴标语,标语的内容,有的是对自己军队,鼓动大家战胜困难,勇敢向前;有的是对人民群众,讲红军政策,还有的是分化瓦解敌人。陆定一撰写的通讯《老山界》,详细地记载了红军长征及宣传工作的情况,记录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困苦,也记录了一个普通宣传队员一天的工作。重读这篇文章,我们再次被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所鼓舞,同时也可窥见当时红军宣传工作之一斑。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陆定一人生之旅的重要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不久,长期遭受压制打击的陆定一被重新起用,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接替邓小平主编《红星报》。1935年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9日,陆定一即在《红星报》第十期上刊登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这一期《红星报》,第一次向全党全军宣传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决议,极大地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整个长征途中,陆定一在作战频繁、战情紧急、印刷材料缺乏的情况下,集新闻采访、编辑、组稿、排版、校对、油印等工作于一身,冒着枪林弹雨,共主编出版了近10期《红星报》, 每期印刷达七八百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动员和教育作用。红军指战员称《红星报》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一面大镜子”。 ⑸
        杨至成:因“紧跟”毛泽东受牵连,遵义会议后被起用为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
        杨至成,侗族,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统管全军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指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增加收入。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随后,“紧跟”毛泽东的杨至成也受到牵连。“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时,以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为名,在1934年5月宣布撤消了他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贬为负责军容风纪的队列科长。在杨至成受到批判时,毛泽东虽已处境艰难,但还是为他讲了公道话,解除了杨至成的险恶处境。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边城黎平,来到杨至成的家乡。由于当地地瘠民贫,老百姓从未见过红军,又受反动宣传的蒙蔽,不少人躲进了深山,并藏起了粮食,红军生活产生了极大困难。杨至成利用自己是贵州人,且是侗族人的身份,到部队驻地周围的村寨开展工作,和蔼地用当地的土话同老乡们交谈,向他们宣传红军是干人儿(即穷苦人)的队伍,是打欺侮干人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打通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使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他还踊跃参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跑进深山的老乡们找回来,为部队后勤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红军反“围剿”战争中的后勤供给工作:“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⑹这也是对杨至成所负责的红军后勤工作的正确评价。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决定立即起用杨至成,任命他为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成受命后,立即在遵义、桐梓等地大力筹集粮食、物资,充实红军财政收入,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奠定了物质基础。红军翻过大雪山后,杨至成受命在毛儿盖、芦花荡等地筹集粮食30多万斤,支持中央红军通过草地,使濒临绝境的红军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方强:按照毛泽东指示打了胜仗反被撤职,遵义会议后起用为干部团党总支书记
        方强,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江青年义勇队政治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师2团政委等职。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团政委调任红二十二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指挥的重任。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红军不能按照正确的战略战术打仗,红二十二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最终只能被迫撤退。而毛泽东此时正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了赣南。他虽已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但与方强非常熟悉。获悉情况后,担忧红军生死存亡的毛泽东直接给方强打电话,告诉他要总结经验教训,仗要如何打,如何与敌周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二十二师打了胜仗。被“左”倾路线把持的临时中央负责人获悉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却立即撤销了他的师政委职务,并把他关进了国家保卫局。1934年10月初,由于年纪轻、工人出身,又是红军的师级干部,他侥幸地被押着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方强心中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总觉得背着一口黑锅行军。人们有说有笑,有人还低声哼着红军的歌,方强却低着头,闷声闷气地只顾跟着队伍往前走。
        在抢渡湘江后,红军突然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按照原先计划,红军应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方强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悄悄地问保卫营营长吴烈这是谁的主张。在得知吴烈说是毛泽东的主张时,方强重新看到了希望。
        人们总是把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比喻成一线曙光,对此,方强的感受更加强烈。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的发言精神,起草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正是这个《决议》,挽救了方强和一批关押在保卫局的红军干部的政治生命。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郑重地向方强宣布:你自由了,党将重新给你分配工作。方强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红军干部团,先担任政治营的政治教员。不久,调任干部团的党总支书记。卸下了政治“包袱”后干劲十足的方强,率领侦察排,伪装成国民党部队,强行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一举打下火焰山阵地,歼灭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夺取通安州战斗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洪水:因拥护毛泽东被诬为“高级特务”,遵义会议后撤销处分恢复党籍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6生于越南河内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到广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退出了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参加了武装革命斗争。由于敌人称东江的红军是洪水猛兽,在1929年一次红军干部大会上,武元博就说:“敌人骂我们是洪水猛兽,好,我就改名为洪水!”1932年,洪水担任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唯一的外籍委员。由于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排挤时,他也被打成了“高级特务”,被开除了党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下,洪水被编入中央干部团,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路线,中央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为他摘掉了“高级特务”帽子。据洪水的长子、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委员会法案室原主任陈寒枫(随其母亲陈剑戈姓)2011年7月5日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回忆,当时的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后来亲口告诉陈寒枫:中央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作出决定后,是宋任穷亲自找洪水谈的话,并当面宣布恢复了他的党籍。因而,洪水对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认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曾多次表示: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挽救了我洪水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途中,洪水还第二次被打为“国际特务”。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部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发生了争执。洪水不畏权势,坚定地站在正确立场上,当面与张国焘争论起来,指责他的错误路线。洪水的态度和言行激怒了张国焘,出于报复,张国焘将他定性为“国际间谍”,并准备予以处决。后经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但是被再次开除了党籍。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受到批判,洪水勇于同错误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受到表扬和肯定,党中央再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又恢复了他的党籍。尽管两次蒙冤,但洪水在挫折面前选择了勇敢面对,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革命中去。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一千多名将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由于他已于1948年1月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这使他同时也是世界少有的两国将军之一。
        王观澜:因支持毛泽东被排挤,遵义会议后起用为中央工作团主任
        王观澜,浙江临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初,王观澜秘密回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指派他主编《红色中华》,担任总编辑。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后来,中央苏区领导层在斗争方针上出现分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上风,排斥毛泽东的领导。王观澜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者的不满,他被强行开除党籍,撤销了《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并以“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党籍问题”为由,恢复了王观澜的党籍。随后,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
        面对“左”倾领导人的强大政治压力,王观澜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不怕戴“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毅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工作。王观澜把铺盖搬到农民家中,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了解的情况更多、更细、更实,毛泽东深为赞赏。   
        1934年10月,王观澜踏上了长征路。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随即,党中央起用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在翻越雪山的进军过程中,为了保障红军能顺利过草地北上抗日,王观澜奉命筹集粮食。他四处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破了,脚趾头露在外边,严重影响走路。加之身染重病,处境极度困难。幸好,途中巧遇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一步一个脚印,历经千难万险,才顺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周子昆: 险些成为李德推卸责任的冤魂,遵义会议后被起用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周子昆,广西省桂林市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8年4月到井冈山后,历任红4军教导队副队长、独立22师师长等职。1934年4月,他和22师师政委方强等认真总结部队作战失利的教训,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组织精干部队,抓准战机,向敌军的侧翼突然出击,快打快撤,干净利落地吃掉了敌人五六支前伸的部队。接着,亲率师主力五个营夜袭周田,歼灭敌正规军一个营和大批地方武装,初步扭转了赣南战事的被动局面。1934年6月中旬,毛泽东看了二十二师的《战斗详报》,亲临该师驻地会昌县李官山,勉励部队,并同该师营以上干部座谈,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不久,毛泽东挥笔赋词《清平乐·会昌》。词中的“风景这边独好”,是对周子昆等赣南军民的高度赞赏。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二十二师编入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纵队的左翼掩护任务。12月初,红一方面军抵达桂北,蒋介石调集25个师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为突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红军与敌军展开血战。红九军团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的五路追剿军蜂拥而至,二十二师左冲右突,伤亡惨重。周子昆负伤后,率余部突出重围,追上了主力。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已由长征开始时 8.6 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一种失败与埋怨的情绪笼罩着全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太上皇”李德为推卸责任,竟拿周子昆开刀,斥责他“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把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对李德杀一儆百、掩饰责任的处置,在场的博古不开腔明确支持,而周恩来又不在场。关键时刻,毛泽东出面干预了。他拉着周子昆对一脸怒气的李德说:“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说着把周子昆领走了。在后来李德追问毛泽东是如何处置周子昆时,毛泽东说:“我把周师长放了,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叫‘立功赎罪’,不过周师长是没有罪的。罪在上面!”李德气急败坏,与毛泽东吵了起来。为了保护周子昆,毛泽东不惜与李德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冲突。由于他在大庭广众中揭了李德的短,击中了他的要害,使李德十分尴尬,不敢发作,从而便保住了周子昆。毛泽东的“处理”是将周子昆送往附属医院,叮嘱他沉着气,养好伤,日后再“执掌兵符”。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不久,周子昆复出担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1935年1月24日,接替生病住院的陈伯钧出任红五军团参谋长。⑺ 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二占遵义、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中,积极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李井泉:与毛泽东关系“特殊”两次被批判,遵义会议后被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
        李井泉,江西省临川县人,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做联络工作,前委书记毛泽东接见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赏识,先后担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等职。
        由于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1933年初夏,在前线的李井泉得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中革军委接受“谈话”。 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负责人严厉批评他是右倾,实际是指责他属“毛派”的,要他交待自己的“右倾错误”,要他揭露邓、毛、谢、古等人。会后,对李井泉宣布了三条处理意见:一是通报批评;二是取消其上“红校”深造的资格;三是从主力红军下派到地方武装带新兵。这既是党内处分,也算是惩罚。李井泉以大局为重,服从分配到红三军团第1补充师任政治委员。
        1934年春夏之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极度艰难时期,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第3补充师政委的李井泉接手对突击扩红组建的部队进行集训。尽管他工作做得很细,但仍发生部分新兵走失的现象。他如实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虽然当时出现这种现象的部队很多,但由于李井泉是曾被列入右倾机会主义者黑名单的人,他带的部队出了逃兵就成了首当其冲。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组织部、总动员部负责人下令将李井泉撤职查办,并在军队干部中开展批判。指责他执行“罗明路线”,犯了严重的“退却逃跑”错误。
        受批判后,他接受了新的发落:被安排到瑞金九堡的红军学校任连队教员。虽在当时的红军序列里,仍将其列为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实际他此时只是一般教员。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以恢复和确立。李井泉被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后来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曾经就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度遭贬的事,要他写个申诉材料报中央。而李井泉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不计个人得失的他,在长征中先后担任四川省冕宁县革委会主席、游击总队政委,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等职。“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⑻ 为革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注释:
        ⑴《陈赓传》第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版。
        ⑵、⑶《肖劲光回忆录》第161页、第1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⑷王敬:《长征路上的陆定一》,《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10期 。
        ⑸刘明钢:《陆定一与红军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文史春秋》2006年第10期。
        ⑹《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载《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9—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⑺陈虎著《长征日记》142页,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⑻《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本文原载《党史纵横》2014年第4期,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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