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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遵义会议诗”三首

析“遵义会议诗”三首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8-01-18
  
析“遵义会议诗”三首
张小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如遵义会议参加者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⑴ 早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权、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迫害的军委干部团参谋郭化若、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欧阳文等,即以诗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感受,抒发了当时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对遵义会议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的心声,并反映了他们在长征中共同的忠诚无畏的革命信念,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七律·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反思和憧憬:“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伍修权,湖北武昌人。1925年10月,由我党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俄语。1931年5月,回到中央苏区,历任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李德作风粗暴,动辄训人。伍修权完全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任劳任怨既吃苦又受气地工作着。
        1934年10月,伍修权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李德和伍修权坐在会议室的西门边,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到会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深受“左”倾错误路线排挤迫害的参会者的发言,都是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在三天的会议中,伍修权始终陪着李德,将会上的发言一一翻译给他听,又将李德苍白无力的辩解翻译给大家。作为李德的翻译,由于工作关系,他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比任何人都有着直接的印象和全面的了解。对其中所犯的错误,虽在当时无能为力纠正,但却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因此,在遵义会议这场事关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伍修权是“口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伍修权更是以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七律·历史转折》一诗,表达了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⑵
        这首七律,是作者参加长征和遵义会议的亲身感受,对红军在长征初期的艰难处境和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历史意义作了真实、形象的描述和概括。整首诗以写实述史的手法,前后四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四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四句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国革命出现的崭新变化。
        在前四句中,诗的首联写红军被迫长征的原因,是由于面对国民党军“铁壁合围”,博古、李德指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利。诗的颔联写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惨败和忧虑。长征初期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却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诗中“血如注”三字,写出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的重大牺牲。“奔何处”三字,表达了红军指战员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的迷茫和忧郁心情。
        在后四句中,诗的颈联写遵义会议召开的前提和条件:红军于1935年1月初,胜利占领长征以来最大的城市遵义城和军事要隘娄山关,把敌人甩在乌江南岸,得到了长征以来时间最长的休整,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较安全的环境保障。诗的尾联写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革命从此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舵手一易齐桨橹,”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扭转了革命的危局,从此走上了胜利的新道路。
        伍修权的这首诗,是一名遵义会议参加者,对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段艰难曲折、转危为安的革命历程,留下的生动的历史图像。表达了在遵义会议期间,伍修权等大多数遵义会议参加者,对“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深刻反思,对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热烈拥护,对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即将出现的崭新局面的无限憧憬。
        遵义会议后立即显现的革命形势,证实了诗中预示的前景。1935年2月,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伍修权随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城,他和李德住在比遵义会议召开时还要宽敞的地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时时地地注意团结李德等曾犯过错误的同志,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不像以前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那样“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这也有力地表明遵义会议后“革命从此上新途”的新景象。后来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后,伍修权先后于1979年10月、1985年1月两次莅临遵义。受党中央委派,出席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开馆仪式等重要活动,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题写了刊名。1996年1月,他还专门为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亲自撰写了贺词,表达了一位遵义会议参加者、红军长征老战士对遵义这片红色热土的深情厚谊!
        
        《七绝· 遵义会后》——“左”倾路线受害者的兴奋和谴责:“千钧重担一丝悬”,“单纯防御责谁肩”
        郭化若,1904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了红4军,历任第2纵队参谋长、纵队队长、红4军参谋处任处长、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职,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31年6月,毛泽东被“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排挤出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郭化若也被撵出红一方面军,调任军委二局局长。1932年7月,郭化若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军事学校。刚到红校,就被“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党籍。政治上的打击使他抬不起头,但他仍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思考总结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1934年10月18日,郭化若随军委干部团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由于干部团团长陈赓的信任,郭化若在团部做参谋工作。每当别的同志宿营休息时,他却要忙着号房子、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工作量大大超过常人。长征出发时,因为他是被开除党籍的人,政治上受到歧视,生活上也无人照顾,连发衣服都把他落下了。他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草鞋,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脚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郭化若回忆说,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 ⑶就这样,他咬牙跛行8 0 0 0 里,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正好这时,他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到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郭化若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七绝·遵义会后》一诗:
        “千钧重担一丝悬,有术回天事亦艰。
        十日长征停遵义,单纯防御责谁肩? ” ⑷
        写完诗后,沉浸在高兴之中的郭化若,还东跑西奔找老乡筹粮,忙了一天,晚上痛痛快快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令他惊奇的是脚后跟的溃疡痊愈了。想想一路来吃的苦,郭化若脸上挂满了泪花。他擦了擦就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的忍耐和毅力感动了上帝,所以病一夜就好了。” ⑸
作为一名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迫害的红军将领,郭化若在听取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心中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在随即写成的这首诗中,他有兴奋,有担忧,也有振聋发聩的追问。他兴奋的是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在危如累卵的生死存亡关头,悬起了“千钧重担”,挽救了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即以诗歌的方式,准确地概括遵义会议“千钧重担一丝悬”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地位。他担忧的是中国革命的艰难险阻、党内斗争的曲折复杂。特别是因为曲折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还在蒙冤受屈。不过,虽然“事亦艰”,但他相信毛泽东等能克服艰难,“有术回天”。这表明了郭化若等红军将领,对新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中国革命新的前途和局面,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诗人还兴奋的是,“十日长征停遵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红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党的错误领导也得到了根本的纠正。接下来,他饱含愤懑之情,追问“单纯防御责谁肩? ”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造成的重大损失,进行了声讨和谴责。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代表了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声,尤其是郭化若等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迫害的红军将领的心声。正如郭化若说:“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有救了。我自然更高兴,不但是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我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当然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无论怎样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⑹同时,郭化若写的这首诗,也是一首有内容、有情感、有分量的真实记录“遵义会议”之诗。而诗人后来的人生际遇和前途命运,也完全和这次会议融合在一起。从遵义会议开始,郭化若怀着“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继续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赤诚的“一片心”,更加树立起长征到底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郭化若被起用为训练处长。虽然戴着“托派”的帽子,他仍积极参与引进、编写教材,制定教育纲要,改革训练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1938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本着遵义会议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正式恢复了郭化若的党籍,使他终于卸下了背负七年的沉重历史包袱。


        《长征》组诗之二——红军基层指挥员的拥护和喜悦:“遵义会议挽艰危”,“军威浩荡震蒋魁”
        欧阳文,湖南省平江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宣传员、一团宣传队队长、二团俱乐部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
        1934年10月,欧阳文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4日,欧阳文所在团抢渡乌江天险,经猪坊到达遵义团溪。此时,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桐梓等城。红军终于脱离险境,并迎来了十多天的休整。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全军欢欣鼓舞。欧阳文红军将士们一起高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等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歌曲,挺胸昂首,阔步前进。1月下旬,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渡赤水河,于2月初进到云南扎西(威信)附近。2月中旬,乘敌后方空虚,红军又调转头来二渡赤水河,占领贵州桐梓。2月25日至26日,欧阳文随扎西整编后的红三军团十二团在娄山关同敌人展开激战,与兄弟部队一道全歼贵州军阀王家烈八个团,打垮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3月17日,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行军中,身不离枪和书的欧阳文边走边看书,不小心跌进了路旁的深沟,右脚背骨跌断了,肿痛得很厉害,卫生员帮他包扎好后,战友们用担架抬了他一天。从第二天起,他坚决不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紧随部队四渡赤水,把敌人的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3月29日,红军南渡乌江。毛泽东以红军一部佯攻贵阳,一部向黔东的瓮安、黄平挺进。使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按毛泽东的“部署”调滇军到贵阳“救驾”。红军乘虚连克定番、长顺,渡过北盘江,胜利进入云南,把蒋军远远抛在后面,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战役的重大胜利。在1935年1月至3月的战斗间隙,欧阳文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兴奋地挥笔写道:
         “遵义会议挽艰危,全军将士喜上眉。
        重占遵义施计巧,再夺娄山显神威。
        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
        夜过乌江迫贵市,军威浩荡震蒋魁。”⑺
        以上这首诗,分别是欧阳文所写《长征》组诗(共六首)中的第二首。作为一名红军基层指挥员,欧阳文在诗中真实反映了遵义会议后红军大部分指挥员的亲身感受。第一句诗,作为整首诗思想感情的总领,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同时,也表达了红军广大官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喜悦和拥护之情。接下来的几句诗,反映了遵义会议后正确军事路线结出的“军威浩荡震蒋魁”的累累硕果,对第一句中所持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地佐证和回答。第二句,再现的是红军正面强攻、两路迂回再夺娄山关,利用夜幕奇袭二占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遵义大捷的情景。第三句描绘的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打垮中央军、歼灭黔军、打击川军等的一系列“得意之笔”。最后一句揭示的是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通过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佯捉蒋介石、调出滇军的精彩“收官”,使蒋介石深受震慑,使红军“军威浩荡”的壮观场景。后来,欧阳文在回忆长征时,激动地说:“长征是一段不朽的岁月,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我有幸经历了这亘古未有的长征,经受了人间最艰苦的考验,生命得到了最大的锻冶和升华。”而欧阳文的这首“遵义会议诗”,就是这举世无双的浩瀚史诗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他亲身经历“遵义会议挽艰危”后红军“军威浩荡震蒋魁”的真实写照。
 

        以上这三首在遵义会议期间创作的“遵义会议诗”,由于其作者不同的工作和经历关系,诗中的“遵义会议元素”各有侧重。伍修权作为遵义会议参加者代表,由于对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反思,由于亲自参与并大力支持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全过程,因此,在“舵手一易齐桨橹”的历史时刻,便坚定起了“革命从此上新途”的理想和信念。作为一名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的红军将领的代表,郭化若通过听取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既认为遵义会议使“千钧重担一丝悬”,又提出了“单纯防御责谁肩”的历史拷问,表达了以郭化若为代表的红军将领,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支持遵义会议,坚定不移地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明确立场。作为一名红军基层指挥员代表,欧阳文和红军大部分指挥员一样,在亲眼目睹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军威浩荡震蒋魁”的一系列“得意之笔”,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挽艰危”的重大作用和伟大历史意义。同时,这三首诗都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反映了当时的广大党员干部、全体红军将士对遵义会议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的“一片心”,表达了他们在千难万险的长征中“有术回天”“上新途”的革命信念,“赤帜竖”“显神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挽艰危”“喜上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注释:
        ⑴聂荣臻等著:《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5页。
        ⑵、⑷、⑺柳科正主编:《长征诗词选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78页、第100页、第90页。
        ⑶、⑸樊浩:《毛泽东和他的“顾问”》,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38页、第143页。
        ⑹创民:《郭化若中将  吟诗走长征》,载人民日报《大地》月刊1998年第7期。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遵义会议研究》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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