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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战略战术刍议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战略战术刍议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8-01-18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战略战术刍议
赵福超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博大精深,本文结合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具体战例,从避实击虚,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方面,就这一时期毛泽东战略战术进行分析研究。
     一、避实击虚
     长征中,中央红军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人员数量上都比国民党军弱小得多。再加上远离根据地,缺乏后勤给养的补充,且随时处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中,红军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实力,争取主动,实现战略转移。因此毛泽东当时采取的战略战术就是“避实击虚”。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此时,数十万敌军已在通道以北布下天罗地网,湘军刘建绪的的第1兵团7个师8万多人,一部于城步、绥宁构筑工事,阻挡红军去湘西之路;一部围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中央军薛岳的第2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驻黔阳、芷江,主力则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去湘西的要道。蒋、湘两敌还以新宁县城为中心建立了四道碉堡封锁线,深沟坚垒,以逸待劳。南面桂军夏威第15 军、廖磊第7 军出龙胜、古宜,防护柳江上游,断红军南下之路。而西面黔军王家烈的主力被红2、红6军团牵制在铜仁、石阡一线,无法脱身,仅有周芳仁第4旅两个团在黎平、锦屏一线布防,加上地方民团也只有3000多人,且装备较差,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按原定计划从通道北上和红2、红6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他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嘛。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清楚吗?……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黔省防御力量弱,王家烈惊慌失措,野战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李德发言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年轻的博古憋不住了,还没等讨论展开他就以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的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

     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都赞同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主张。会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当日19时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日西进的部署》,中央红军火速向贵州进军。根据亲历者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灭。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红军开始向黔北挺进。12月底,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避实击虚、调动敌人为我所用的又一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为达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又施大手笔,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他将中央红军分为三路:一路为红军主力红1、红3、红5军团直趋息烽、扎佐,威逼贵阳,作出非拿下贵阳不可的态势;一路为红1军团下属的1个团虚张声势、快速东进,造成直取瓮安、贵定,向湖南方向会合红2、红6军团的态势;一路为红9军团继续向西北佯动,在桐梓一带牵制南下之敌,让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从宜宾北渡长江。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贵阳督战。他既不知红军真实意图,也不知红军兵力虚实,再加上听到红军已到贵阳近郊的报告,未免心慌意乱。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并且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时,贵阳守军只有郭思演所辖4个团的兵力,城内包括宪兵在内,不超过7000人,蒋介石慌了,调黔西的陈金城团赶到贵阳警卫,又急调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东进贵阳,“匪大部已由沙土、后山向息烽渡河,其企图必将由息烽、修文经镇西卫方向西窜。……望兄速率全部向鸭池河、镇西卫、清镇前进,并望激励将士,兼程猛进。……万勿延误。盼立复”。孙渡接到蒋介石十万火急的命令,从毕节一线赶赴贵阳,经过3天400里急行军,4月7日如期抵达贵阳,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才松了一口气。
不料红军却在贵阳城郊突然转向西南前进,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穿出包围圈,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南下西进,连克惠水、长顺、紫云等县城,向西疾进直入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直逼昆明,云南全境震动。但红军在昆明附近仅虚晃一枪,便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对运动战的通俗解释。“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
土城战斗是毛泽东“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具体战例。遵义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革军委放弃了原来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决心到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过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的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赤化四川。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县和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夺取渡河点,以便迅速渡过长江。”1月27日,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境的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遭遇。红军最初了解到土城仅有川军4个团,约有六七千人,且误将郭勋祺部当成了廖泽部。“川敌廖部约四个团,今27日继续向我五军团攻击前进。……敌另约一个团,由风村坝向顶新坝追击我三十九团部队,与我四师一个团对峙。命令要求三、五军团及干部团明拂晓前迂回包围川敌廖部并全部消灭之”。实际上,川军是3个旅9个团1万3千余人,而且火力很强。


     在交战中,红军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川军又不断增援,态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对于这场战斗,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进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部队曾经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损失不小

     1月28日晚,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立即撤出战斗的决定。按照军委“部队迅速摆脱恋战状态,作战部队和中央纵队一律轻装,从土城镇浑溪口等渡口西渡赤水河”的要求,红军大部在29日拂晓渡过赤水河,脱离了敌人,从而避免了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消耗战,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鲁班场战斗是毛泽东“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又一个具体战例。鲁班场距茅台渡口仅20公里,敌周浑元部在此安营扎寨加紧修筑工事,目的在于拖住红军,等待乌江以南的吴奇伟部前来,一起合围歼灭中央红军。

     1935年3月14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具体战斗除预备队外由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
 
     3月15日,负责指挥这次战斗的林彪、聂荣臻电令各进攻部队,向鲁班场守敌发起进攻,“1.周纵队现分据守冠英场、鲁班场、三元洞,其主力在鲁班场。2.野战军决于本15日坚决消灭该敌,第一军团及干部团本日拟首先消灭冠英场之敌,然后协同三、五、九军团会攻鲁班场(十时攻击)。3.第十三团、第十团应于本日十时向三元洞之敌突击,得手后继续向鲁班场突击。4.第五军团在三元洞附近之一个营及侦察连,有吸引敌人于三元洞方面之任务,应以各种手段伪装主力,并于本日晨七时开始佯攻三元洞之敌。5.第五军团主力应于本日晨十时以前到达鲁班场附近,以小部向敌进行战斗侦察,选择攻击点,并妨碍敌筑工事,如敌向冠英场移动则极力抑留之,待一军团及九军团到达鲁班场附近后,则协同一、九军团及十一、十二团猛攻鲁班场之敌”。
鲁班场的敌人在山上修筑起坚固的碉堡,居高临下封锁着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从下向上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整个战斗一直打到傍晚,鲁班场仍强攻不克。此时,战场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尾追红军的敌吴奇伟部已逼近枫香坝一带;川敌郭勋祺部经松林、观音寺向仁怀坛厂前进,不久可到坛厂,其中潘(佐)旅之1团已开抵枫香坝;黔敌约两个团由岩孔尾追红3军团第10团、第13团至永安寺附近。
综合各方面因素,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紧急商议后,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转兵西进。3月16日至17日,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又一次跳出了敌军的合围圈。


     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长征中,由于敌人战略上采取包围和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给红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遵义战役就是一次典型的歼灭战,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红军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抓住川军和黔军主力远在赤水河两岸,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孤军冒进于遵义忠庄铺一带的战机,及时向中革军委建议,集中红1、红3、红5、红9军团优势兵力,歼灭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中央红军遂于1935年2月24日攻占桐梓,击溃守城黔敌两个连。25日攻占娄山关,击溃守关黔敌两个团。接着,红军二占遵义城,击溃守城黔敌6个团,并控制了城西的红花岗、老鸦山高地。

     此时,正向遵义增援的敌军吴奇伟纵队第93师已经进入忠庄铺,一部已到遵义城南的枫落桥;敌第59师也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前进,企图反攻遵义。中央红军抓住战机,红1军团主力从水师坝攻入黔军阵地后,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这一出其不意打击,使吴奇伟仓促率残部1个团向懒板凳方向逃亡。2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甲、薛敌今二十八日晚决向懒板凳、新站转移,并令周、万等部转向仁怀集中筑工事。乙、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站地域与敌决战。我主力须用在西北面迂回和截击其归路而消灭之,另以一个整齐的团带电台飞速由东向刀靶水、老君关地域破坏浮桥,切断电话,断其归路。丙、五、九军团主力、干部团明日跟进。丁、军委直属队、上干队明拂晓入城任城防。戊、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己、执行情形,彭、杨立电复。”3月1日,中革军委又下一道命令:“前令迂回刀靶水、老君关一带截击敌人的别动团,关系战役甚大,应由一军团选出。……注意两侧包围,压迫其走乌江而消灭之,以竞全功。”
据吴奇伟身边的作战参谋魏鉴贤对遵义战役的回忆:“晚七时许,吴奇伟率卫士数十人退到刀靶水(离乌江渡口约十五里),衔尾追击的红军已追上补充团,在背后打响了。……吴奇伟感到来自上下的压力和失败的责任,就混身瘫软下来。我和姚大年听到枪声越来越近,情势紧迫,就招呼他的卫士挟着他向乌江渡口走。至乌江渡口北岸,已是入夜时分。守浮桥的工兵连长问吴,是否拆桥,何时拆桥?吴答待武装部队过后拆桥。说毕,他率领着数十名官兵首先渡过乌江。他过桥之后,聚集在渡口北岸附近的辎重队伍,看见军长渡江了,一拥而过,桥头的秩序顿时大乱,使守桥部队无法维持。我随吴过桥后刚上半山,背后枪声大作,红军已占领了渡口北岸山顶,打枪下来。吴部的败兵则麇集在山脚河谷,拥挤抢渡。我们坐在半山,只听浮桥‘咔嚓’一声,接着桥上官兵大叫起来。大家回头一望,知道浮桥已经压断了,有很多人跌入江中急流,不知其生死如何。吴摇摇头,以双手掩眼,不敢观看。其时,渡口北岸尚有千多人留在河边,慌作一团。……清点人马,四个团出去,剩下的不过半数归来。”


     遵义战役红军斩获颇丰,3月2日,野战军总司令部在给各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中央军区发出《野战军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电文:“此役计共俘人在两千以上,枪一千以上,子弹约十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俘敌团长一名,伤敌旅长、团长两名。”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飞渡乌江,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路上过关斩将,用兵如神,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战略战术。
(本文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党总支副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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