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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与遵义会议

王稼祥与遵义会议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8-01-18
  
王稼祥与遵义会议
王志力
 
    每当人们谈论起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不得不与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1906年——1974年),原名嘉祥,又名稼啬。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的一个经济殷实的家庭,他小学毕业后,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塾,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又攻读了《论语》、《孟子》等书籍,1922年,16岁的王稼祥离开家乡到安徽省南陵县乐育学校求学,1924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未经考试便升入芜湖市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学习。王稼祥在圣雅各中学读书时,品学兼优,思想进步,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在学校发动了爱国反帝学潮运动,被学校除名,1925年8月,王稼祥转到上海大学附中读书,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被组织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又考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通过5年的勤奋学习,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他精通俄语,熟悉苏联情况,成为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杰出人才。
    1928年2月,王稼祥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3月回国后,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主编党的刊物《实话报》和《红旗报》。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会会召开,实际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路线,采取了一个重大组织措施,向苏区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加强和控制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代表团以任弼时为团长,王稼祥、顾作霖为成员。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王稼祥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从“左”倾教条主义中分化出来,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王明作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在莫斯科就学时曾经卷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王稼祥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创建的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并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由衷地感到敬佩,通过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交谈,经过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不断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逐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围绕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问题,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演变对毛泽东的批判,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这时,王稼祥勇敢站了出来,明确支持毛泽东,他说:“毛泽东同志到底哪点错,事实证明他打了胜仗,为什么要把他弄到后方去?军事领导权不交给他,我不同意。”1他疾呼: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指毛泽东)莫属。王稼祥的支持虽然没能改变毛泽东的处境,但在那种情况下,这种表态足见他的政治勇气。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评价王稼祥:“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2


    二、王稼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呐喊助力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术,从四面包围、压缩、蚕食中央革命地,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他们不顾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事实,认为这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1934年4月广昌战役之后,王稼祥已经觉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长征开始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又把战略转移变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落。党中央领导层中不同意见的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3据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同志也早就察觉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在行军休息时就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4王稼祥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不断地和我谈话,教育了我。”5周恩来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思想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6据聂荣臻回忆:“红军长征渡过湘江后,我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那时,王稼祥同志因为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是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7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
当年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副委员长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曾谈到一个细节:中央红军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正因为有“张王橘谈”,在大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形成了支持拥护毛泽东的良好舆论基础。
1935年1月1日,王稼祥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


    三、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遵义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寺巷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公馆,更有利于他们在一起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取得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拥护,博古束手无策,已经处于被孤立的地位,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也被取消。正如周恩来所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8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原因。对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并为其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商议写成的提纲,向会议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紧接着王稼祥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态度鲜明地提出,中央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让有实践经验又能联系群众的毛泽东回到中央的决策岗位上,负责指挥今后红军的行动,王稼祥的发言很短,但使会议进入了高潮;是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应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的这一意见分量很重。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发言后,已为会议定下基调,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有的心平气和,有的慷慨激愤,赞成和支持张、毛、王的正确主张,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会场上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上,王稼祥也被增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在红军二渡赤水后,在遵义苟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苟坝会议上,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9王稼祥成为党中央和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专门讲了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10
1973年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低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11


    四、一身正气,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
    一)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决议而不懈努力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拨正了航向。此后,王稼祥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决议而不懈努力,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边退却,王稼祥极力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他同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作为中央派出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和传达解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8月,据当时王稼祥警卫员邱仁华在《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一文中说:红军到达藏族地区毛儿盖,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9月间,鉴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甚至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所造成的危局,王稼祥坚决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作斗争。他在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向南、向北这个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而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是张国焘主义”。根据俄界会议上的决定,将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王稼祥担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坚决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二)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1937年7月初,王稼祥到达莫斯科医治伤病,病愈后被留在莫斯科,11月,王明、康生等回国后,王稼祥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在此期间,积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中共党内、国内的情况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把中国党报党刊上的材料,编译成俄文材料,送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参阅。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12。7月,王稼祥回到延安,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的有关决议和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王稼祥在传达报告中强调指出:“季米特洛夫同志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其基本目的是搞好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领袖,团结起来,解决问题”。13王稼祥的传达报告,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袖地位,对于开好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统一和团结。当时王明在武汉,阴谋篡权,叫王稼祥去武汉向他汇报,王稼祥忠实于毛泽东,坚决不去武汉,有力回击了王明的阴谋,使其遭到彻底失败。

三)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


    王稼祥善于思考问题,注重总结工作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深厚,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着版刊载了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在全党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国后,王稼祥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大使期间,为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不久,他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为发展我党我国的境外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稼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他都坚定顽强为实现党的理想、纲领、路线不懈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王稼祥一生严于律己,从不喧功诿过。正如胡耀邦所说:“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13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和不畏艰难挫折的革命精神,他服从真理、光明磊落和从不喧功诿过的高尚风格,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和注重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注释:
1王稼祥:《跟着真理走》,《亲历长征》第47—48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胡耀邦:《深切地怀念王稼祥同志》,《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第2页
3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4伍修权:《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准备》,《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
5王稼祥1972年5月撰写的一份历史自述材料
6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7《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5期,第121—125页
8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9页
9《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10《毛泽东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11《王稼祥年谱》第5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1213《王稼祥年谱》第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14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第2页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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