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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教训(节录)

党的历史教训(节录)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7-05-11
  
党的历史教训(节录)
       
周恩来
(1972年6月10日)
 
  
        毛主席说: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王稼样、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也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于都出发,出发时8万多人,号称10万人,辗转3个月到达了遵义地区。3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丰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样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当时林彪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长征是辗转战斗,蒋介石以大军围追我们,截击我们,侧击我们。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1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3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5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了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丰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象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
  

        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罗,8万人剩下3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1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由毛主席、王稼样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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